清代前期，京畿圈地，土地兼并及自然災(zāi)害等，有大量破產(chǎn)農(nóng)民等不斷涌入北京謀取生計，致使京城人口迅速增加。清代首先對長期居住在北京的外來人口實行嚴格控制，按流寓人口編定保甲。租住民房的客民，必須有切實可靠的保人，也就是今天所謂的以房管人。“官府按月點卯，酌量分定日期，俾得逐一查照循環(huán)號簿，詳細詰問，毋許容留來歷不明之人。”其次就是遣散流民回原籍。雍正初年提出“就食京師流民，清查口數(shù)，資送回籍”，此后又規(guī)定：“閑散游蕩，立宜擯逐。惟候補、候造之人，讀書之人，貿(mào)易生理之人，方可聽其在北京居住�！敝笔∪嗣癫坏萌刖泳⿴�，便滯留、占籍于宛、大二縣，造成“順天大、宛兩縣，土著甚少，各省人民來京，居住稍久，遂爾占籍”的現(xiàn)象。這一方面限制了外城城市人口的機械增長，另一方面卻加速了大、宛二縣人口的機械增長。
不過，乾隆中期之后，清政府限制直省人口占籍京師的政策明顯改變。乾隆初年，乾隆帝即認識到，“流民資送勢亦有所難行，不如聽其自為覓食謀生”。這是清政府對資送流民問題認識上的重要變化。至咸豐年間，據(jù)《清文宗圣訓(xùn)》載：“流民中謀生者，多系故土并無田廬依倚之人，而必抑令復(fù)還，即還其故鄉(xiāng)，仍一無業(yè)之人耳�！睋�(jù)此推斷，自乾隆中期開始，即逐步放松了對流民的驅(qū)逐，也就造成了流民在京謀取職業(yè)、占籍北京外城的機會。當(dāng)時，除京畿移民之外，來自山東、山西以至南京等地的謀生者頗多。
清代限制致仕官員胥吏寄籍京城，鼓勵返鄉(xiāng)養(yǎng)老
清代還有一項針對特定官員胥吏群體的疏解措施�？滴踔衅谝�(guī)定，凡京官革職、休致、解任，嚴催起程。后來雖對解任、休致、丁憂官有所其自便的寬容政策，但事實上囿于成例，即使留居京師，亦多占籍大、宛二縣。故至乾隆中，“大、宛等縣，多士云集，土著寄居，不免攙雜”。至于各部院衙門書吏，五年役滿考職后，即嚴催回籍;若潛匿京城或私自來京均要問罪，遂成為一項制度。
清朝退休制度規(guī)定，年滿60歲的官員即可退休。退休官員一般均回原籍養(yǎng)老，僅有少數(shù)高級官員可留住京城，但不少人不愿離京返鄉(xiāng)。如，廣西臨桂（今桂林）人陳宏謀奉調(diào)進京歷任吏部尚書、工部尚書、協(xié)辦大學(xué)士，最后官至東閣大學(xué)士，于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年）因病且年事已高辭官，但想留在京城久居。乾隆皇帝親自勸其返鄉(xiāng)，并設(shè)酒席為其餞行，同時令其回鄉(xiāng)所經(jīng)過之處地方官員要在20里內(nèi)料理護行。陳宏謀深感皇恩浩蕩，10日后帶著家眷及傭人30余口返鄉(xiāng)。乾隆帝此舉使不少退職、辭職官員打消了留京久居的念頭，紛紛離京返鄉(xiāng)。這些出自政治原因的政策，同樣減緩了京師城市人口的機械增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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