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一般情形而言，由最高當(dāng)局出面給予的特許，都是有理由的，或者也是出于特殊原因。但這種特許或例外，易使一般官員感到乘轎也是一種尊榮，出現(xiàn)效仿者。如嘉慶間，特許因保衛(wèi)皇帝受傷的丹巴多爾濟等乘轎，卻導(dǎo)致一班官員“繼者亦相率因之”，不得不再次下令，強調(diào)必須遵守制度。同時，也有一些特許，使貪圖安逸的官員有了乘轎口實，如道光曾在諭令中說，如遇到“高山竣嶺，逼仄崎嶇，或稻田水曲，不能乘騎”等情況，可以允許乘坐“竹兜”一類的小轎或滑桿之類，也導(dǎo)致一些官員以此為由，尋機違例乘轎。
另一方面，對于一些違制官員懲處不嚴(yán)，也會導(dǎo)致對制度的不遵守甚至是破壞。乾隆五十四年，寧古塔副都統(tǒng)安臨，借口其母乘轎，自己也坐轎出行。乾隆帝下令將其“發(fā)往伊犁效力贖罪”，但不足一個月，又出爾反爾，以安臨之母年邁有病為由，取消了對安臨的懲處，改令其居家思過，奉養(yǎng)老母。嘉慶四年，宗室宜興出任江蘇巡撫，不久被人參奏，罪名中有一款即為，以城中道路狹窄，“乘轎難行”為由，下令拆毀鋪戶門面。嘉慶帝本來已擬治罪，不久又下令說，宜興此舉“只系不諳事體，咎有應(yīng)得”，但“尚非不可寬恕之罪”。不僅免去了宜興杖徙的責(zé)罰，還賞給他二等侍衛(wèi)，命其前往巴里坤作為領(lǐng)隊大臣。嘉慶帝還聲稱：這樣的處理“并非因宜興身系宗室，援議親之典，曲為寬貸�！�
大體上，對于違例乘轎的處罰，乾隆定制后的一段時期相對較嚴(yán)，此后則時緊時松，越到后期，處罰越輕。有時是以違制乘轎的單一條款進行處理，更多的時候是一名官員的多項違規(guī)行為中，有違制坐轎這一條。道光時，尚有福建提督許松年因違例乘轎而革職的事例，后來，類似的嚴(yán)厲懲治漸漸減少，畢竟以坐轎行走事“尚非不可寬恕之罪”，往往從輕發(fā)落。光緒時，湖廣總督張之洞為整飭營伍，參劾宜昌鎮(zhèn)總兵傅廷臣、鄖陽鎮(zhèn)總兵鄧正峰“公然乘轎，毫無顧忌。舊制新章，一概置之不理。在省如此，在鎮(zhèn)可知。實屬怠惰驕妄，罔知悛改�！钡搅颂幹螘r，卻又說“姑念相沿舊習(xí)，量予從寬�！敝徊贿^是“請旨將其摘去頂戴，拔去花翎”而已（趙德馨主編《張之洞全集》，武漢出版社，2008年版，第八冊，第257-258頁。）。
專制時代的政令，往往難于貫徹執(zhí)行，社會上對于此類違制行為，也多是有人舉報、彈劾時才進行追究，或者是在犯了其他大案，牽扯出違制坐轎這類行為。公然違制的情況也時常發(fā)生，如乾隆時出征臺灣的大將軍�？蛋�，出行所坐的大轎子，用三十六名轎夫抬行，速度極快。出師打仗，這位福大帥也坐轎，轎夫每人要備幾匹好馬，輪換時就騎著馬跟著大轎行進。關(guān)于�？蛋驳膫髡f很多，他敢用這么大轎子是公然違制的行為，竟未受到處罰。在高官顯貴面前，制度往往顯得蒼白無力，上行下效，違制之事漸漸相沿成習(xí)。無獨有偶，清末湘軍中也有武將坐轎子打仗的。曾國藩建立的湘軍，本來就是以文臣上陣打仗為特點的，王錱為湘軍中儒將，此人上陣打仗，不騎馬而坐轎子，每每端坐于轎中，指揮將士上陣。卻又是另一番儒雅之士，羽扇綸巾的景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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