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種情況到了宋代發(fā)生了變化。文人數(shù)量激增，乃至形成一個群體，它不僅僅是士人中的能文之士，還有大量的平民知識人融入其中。
宋代的社會變遷
近二三十年，報刊與網(wǎng)上關于“唐宋差別”的討論與爭論都很熱烈。不過人們更多的還是關注宋代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文化的變化，而我認為宋代與前朝最大的區(qū)別，是社會的垂直流動加劇，以及一些新的社會群體的形成。其中對后世影響最大的是游民群體、文人群體與吏胥群體。
前面談到的唐和唐以前的文人，有些是世族豪門，即使是出身寒門的，也大多有一官半職。像吟唱“世胄躡高位，英俊沉下僚”的左思，其父官拜太守，左思本人也官至秘書郎，那時操觚為文者幾乎沒有平民百姓。宋代與前朝迥然不同的，是平民出身的文人幾乎占了主流。其原因在于社會變遷與統(tǒng)治階級的政策。宋人鄭樵在《通志》中有段話常被征引：“自隋唐而上，官有簿狀，家有譜系，官之選舉必由于簿狀，家之婚姻必由于譜系�！薄白晕寮疽詠�，取士不問家世，婚姻不問閥閱�！�
“取士”兩句說明古代男士最重要的兩件事——結婚、出仕，都發(fā)生了根本的轉變。此前世族豪門壟斷了權力與財富，要找出路的士人自然向他們靠攏。自唐末以來近百年的戰(zhàn)亂，造成源遠流長的豪門世族的解體，許多地主莊園遭到焚毀，大族的庇蔭能力急劇下降，聚族而居的現(xiàn)象大為減少。作為貴族血統(tǒng)憑證的譜牒也大多不傳于世了。
自從朱溫將自詡為“清流”的朝廷中世族豪門的代表人物“投入濁流”后 ,五代十國的朝中多是流氓、兵痞、無賴、土棍當政，他們很少有文化教養(yǎng)，更沒有長遠的打算與追求。數(shù)百年才形成的貴族生活方式、行為規(guī)范、政治游戲規(guī)則，以及長期生活在這種規(guī)則與規(guī)范中養(yǎng)成的精神風貌和生活情趣消失了。有唐一代近300年的經(jīng)濟積累和文化積淀，經(jīng)過這些主政者的蹂躪基本上煙消云散。宋朝建立后，許多領域都是從頭開始的。直到三四十年后的宋真宗時期才逐漸恢復起來，然而重建的不是唐代博大雄渾、帶有蠻族氣和金粉氣的貴族文化，而是精致平和，帶有市井氣、女性氣的世俗文化。宋代文人生活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，并參與了這種文化的創(chuàng)造。
宋代讀書人的激增
宋代文人數(shù)量較前朝激增，從根本上說是社會需求的結果，這與經(jīng)濟、文化的發(fā)展是分不開的。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城市繁榮和文化產(chǎn)業(yè)的發(fā)達是文人數(shù)量增長的基礎，但更重要的還有以下幾點。
首先，社會鼓勵讀書。宋代的科舉制度日益完備，成為選拔官員的主要方式。熱心倡導科舉取士的宋真宗親自撰寫了《勵學篇》：“富家不用買良田，書中自有千鐘粟。安居不用架高樓，書中自有黃金屋。娶妻莫恨無良媒，書中自有顏如玉。出門莫恨無人隨，書中車馬多如簇。男兒欲遂平生志，五經(jīng)勤向窗前讀�！彼^“書中”就是通過科舉考試，這是赤裸裸地用功名富貴引誘青年人讀書求“上進”。北宋汪洙的《神童詩》中也寫道：“天子重英豪，文章教爾曹。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。少小須勤學，文章可立身。滿朝朱紫貴，盡是讀書人�！边@是現(xiàn)身說法，吸引士人和一般平民參與科舉考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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